生活安全波动与居民消费

启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个改革、发展与稳定统一的课题；启动居民消费，必须遵循居民消费本身的内在规律。

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欲望在现代社会里具体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不断地追求社会创造出来的新的生活享受，即生活享受欲望；另一种是密切地关注生活相关因素的稳定，即生活安全欲望。生活享受与生活安全是人们追求的两大目标。生活安全感，是居民对未来生活稳定性的判断，即预期收入和支出增加或减少。如果预期收入下降，支出上升，生活安全感就是下降的，居民的不稳定感就会增强；反之，生活安全就是上升的，居民的稳定感就会增强。在生活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居民用于生活享受的消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这时社会的个人消费呈现出一种旺盛的需求趋势；但如果居民的生活安全感下降，其收入支配必然从生活享受消费向着保安全的方向转移，即期消费便处于抑制状态。这时居民的自保意识明显增强，货币形态收入除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外，剩余部分不再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而是退出消费环节，进入储蓄、保险等领域，作为未来消费的准备金以防风险。这时个人消费表现出一种疲软态势，即使收入是增加的，从总体上看消费也不会相应增加；如果收入是减少的，消费则有可能萎缩。只有当影响居民生活安全的各种因素得到改善，或者居民积累的准备金达到或基本达到居民自认为安全的程度，正常的消费增长才能得以恢复。

影响居民生活安全的主要有收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因素。从我国近两年的情况看，上述因素的波动性明显增大。

①居民收入波动增大。主要表现：一是居民的就业安全感下降，就业不稳定性增大。体制内就业人员普遍面临着企业下岗分流、机关裁员减负的压力；在体制外就业的打工族则更加处于不稳定状况，随时可以因企业经营不好等种种原因被“炒鱿鱼”。社会的就业率降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增幅小，使居民对就业前景并不看好。二是现有就业人员的收入波动增大。体制内企业就业人员因效益不好开不出工资或不能足额开出工资，不发达地区的行政事业单位因财政包干收入任务完成不好而拖欠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此外，投资环境新的风险也影响了投资者对投资收入的预期下降。三是单个农户抗自然灾害、抗市场风险，以及对传统农业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能力很弱。因此，农民对收入的安全预期是下降的。

②社会保障波动增大。计划经济时代，就业、养老等问题在城市是由国家统筹考虑，在农村由集体统筹考虑；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旧体制并没有在这方面给新体制留下物质基础，因此新体制一开始就背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加之新体制的完善尚需时日，使居民安全预期下降。

③社会福利波动增大。医疗、教育、住房是传统社会福利的主要内容。这几年来，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并轨后收费增高，普通教育收费也随之增加；住房商品化使居民用在住房上的钱猛增。

在市场供给充分的情况下，居民储蓄是消费的晴雨表，储蓄超常规增长从反向证明了生活安全下降是客观事实，也揭示了我国的居民生活安全波动期已经到来。

尽管居民消费不旺有投资不足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但是居民生活安全感下降无疑是消费不旺的内在原因之一。这一内在原因与投资、结构等生产力范畴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真正与它相关联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新旧体制的转换，因而单纯用增加投资、加快结构调整等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来解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就会显得乏力。

居民生活安全波动与社会变革有密切关系。社会变革越深刻、越彻底，生活安全波动就越大越激烈。当完成了一次社会变革，新的社会经济秩序建立起来后，生活安全波动便恢复到正常。出现居民生活安全波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是社会前进的一种客观反映，居民的持币吝“消”，正是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居民对生活安全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或称“自力保障”现象。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我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场触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在1978年至1993年这一段时期，基本上是在外围进行，并没触及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人普遍关心的就业、工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起步，因此人们的生活安全并没受到影响。在农村，改革虽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大锅饭彻底破除，但由于土地承包普遍实行均田制，带有福利性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又是城乡共享。在短缺经济下，农产品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风险。因此，农民也与城市居民一样，既在改革中得到了好处，又从传统的体制中保住了既有利益，也就感受不到生活安全的变化。因此，这些年的消费是呈直线上升的。以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改革逐步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化进程显著加快，用工、工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改革全面深入，使得人们产生生活安全感下降，危机感上升，即期消费受到抑制。

生活安全下降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变化的程度越大，说明改革的力度也就越大。改革有“破”和“立”两个方面。生活安全下降，一方面体现的是改革在“破”的方面所显示出的正面效应。因为破除人们对旧体制的依赖，克服平均主义，端掉大锅饭，使人们感受到危机和压力，从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崭新的竞争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潜能，正是改革的目的。从人们平静地接受生活安全预期下降这一事实，并更多地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国家去迎接这个挑战，说明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在“破”的这方面的目的已接近达到。另一方面它又暴露出改革在“立”的方面滞后而显示出负面效应。人们的生活安全感下降，对当前的社会稳定，尤其是对启动消费，发展经济是不利的。当前有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人们的生活安全感下降，主要是改革措施出台过多，力度过大带来的，因此主张这些措施要暂缓出台。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因为前段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在很大程度将以往实行的劳动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破除了，特别是一些效益不好的地方和单位，原有体制已不复存在，不起作用。这个时候，改革如果不在“立”的方面深入下去给人们吃定心丸，这些地方和单位就会处于两种体制都不管的状况之中。人们两头无靠，生活安全感只会更加下降。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停止某些改革，而是要以更大力度推进这些改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在于“破”，而在于忽视了加强与“破”接轨的“立”。

启动消费除了刺激新的社会需求之外，当务之急在于建立社会生活的“安全阀”，变居民生活安全的个人“自保”为社会保障。

加大对居民生活安全保障的投入。可以通过中央和省一级财政向银行和社会举债的办法，筹集资金，建立居民生活安全保障基金，主要用于体制内人员的养老、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政策性补助，以加快建立完善这方面的保障机制。这是因为：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所得到的货币工资不包括养老、医疗、住房以及家庭教育投入，仅仅是生活费。所以对这部分老职工建立居民生活安全保障基金实际上是建立新体制付出的改革成本。②从理论上讲，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改革支付的成本，其产出必然是加倍放大型的。由于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因而它的效果完全显示出来还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筹集资金，加快这个循环过程，不仅合理，而且是一个良性循环。③国家举债建立居民生活安全基金，对调节当前消费，扩大低收入家庭即期消费有很大好处。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潜力很大，但又是对未来的生活安全风险最敏感的人群。这就是说，中低收入家庭既是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又是当前消费滞后的主要制造者。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将一部分闲置资金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安全保障上来，增强他们的生活安全感，调动他们的现实购买力，无疑可以一举两得。

加大体制外养老、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力度，建立全社会的生活安全保障机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体制外企业不断增加，在体制外企业就业的人员也不断增多。这样一大批人将来的养老、失业等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着落，全部靠自保自养，就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他们目前的消费潜能释放不出来，而且将来势必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负担。因此必须加大体制外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力度，强制性地予以推行，使非国有制企业与国有制企业承担同样的责任，处在平等的竞争位置上。